重磅 | 中心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成果在线发表
近日，中心关于产业政策的重磅研究成果，“Industrial policy intensity,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产业政策强度、技术变迁与生产率增长：来自中国的证据）”，在产业及创新研究领域的顶级期刊Research Policy（2019年的影响因子为5.351，JCR分区为1区，在全部2145种社会科学期刊中排名第18位（2019年））在线发表。这是中心对我国产业政策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按照字母顺序，对外经贸大学毛捷教授、中心主任唐世平教授、中心副主任肖志国教授为本文的共同第一作者。肖志国教授也是本文的通讯作者。本文的另一位作者是浙江工业大学的智强教授。
文章摘要
为了努力追赶世界的前沿技术，中国实施了多种多样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基于新构建的对政策强度的测量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库，本文评估了中国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的效果。本文认为，中国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是否促进产业的生产率增长，会受该产业与世界前沿的相对发展阶段的制约。具体来说，文章发现，中国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在全球新兴高科技产业的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要大于在国内追赶型产业和国内成熟型产业的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文章为该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的研究识别出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成功背后的一个新驱动力。
研究意义
2016年，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的大辩论在中国燃起。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就围绕产业政策展开了辩论。张维迎教授基本把产业政策与计划经济划上了等号，林毅夫教授则主张成功的产业政策应该遵循比较优势。林张两人的辩论当时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很大反响，类似的研究此后层出不穷。但迄今为止，相关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尚未有经济学家或社会科学家用定量方法，系统性的检验中国产业政策的效果。正因如此，本文运用2000-2012年的数据，全面审视了中国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的效果，证明它们确实能起效，且在战略新兴产业上尤其如此。一方面，中心的这项研究表明，张维迎教授认为产业政策完全没用是站不住脚的：产业政策确实对某些产业的生产率有重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中心的这项研究也表明，与林毅夫教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不同，恰恰是在一定程度上违反比较优势的对战略新兴产业的产业政策，才是有用的。
本文是迄今为止对中国产业政策最为系统的实证研究之一。
幕后花絮
本项研究缘起于2015-2016年唐世平教授与毛捷教授、智强教授同时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访学时，唐世平教授了解到毛捷教授和智强教授各自的研究，因此，开玩笑说，把他们两个人的研究并在一起，应该可以产出更加好玩的研究成果。于是乎，一杯咖啡之后，三个人就干起来了。三人2016年回国后，唐世平教授邀请统计学出身的肖志国教授加入本研究，因为需要解决更加困难的统计问题。
欲知这文章背后的更多花絮（也不都是“血泪史”!），请听下回分解。
敲黑板：有机会一定要和唐世平教授喝咖啡啊！
唐世平教授的研究领域如此广泛（甚至看似“杂乱”）。要想了解唐世平教授如何以众人为师，从而能够“思无涯”，大家可以先看看唐世平教授的两本新书。
特别介绍：“复杂决策分析中心”的产业政策研究
“复杂决策分析中心”积累并整合了丰富的微观企业、中观行业以及宏观经济的大数据库。中心还致力于精准定量测量行业之间的关联，为基于关键关联大数据来准确判断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各类产业政策的效果，尤其是产业政策对产业演进的影响提供了坚实基础。
中心还对中国的产业园区的发展历程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和积累，对一些其它国家的经济开发区建设现状有深入的了解。
中心在学术研究、政策咨询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目前已完成多项政府委托项目、独立出版相关研究报告，为各级政府和国内外相关机构提供了合理建议；团队专家和成员对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制度环境、基本方向、发展前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学术成果，增强了政策建议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前瞻性。
中心的大数据模型和计算机模拟将为大型企业的发展战略、产业园区的招商引资规划提供一般的产业分析无法发掘的洞见；同时，也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提供计算社会科学的支撑。
中心热诚欢迎上述产业中的企业、投资机构以及地方政府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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